暑期的来临，各电视台和视频平台都开始主打以学生消费群体的娱乐产品，尤其是在去年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全面复兴后，粉丝经济的巨大潜能被再次开发，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纷纷加入到竞争的“一线阵地”。

但是，随着“101粉丝集资超4000万”；“组织者卷款跑路喜提海景房”的负面新闻被曝光，事件由娱乐版面转成社会新闻后，引发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被“叫停”的可能。

而刚刚被市场认可、被观众期待的“选秀热”，因为“非法集资”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也让投入大量财力和精力的主办方，开始意识到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性。

据广电总局内部知情人士阐释，总局已颁布史上最严限秀令，从创作源头整治综艺市场乱象。《通知》要求，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立意、价值导向、思想内涵、环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方可播出，坚决遏止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共同努力营造暑期健康清朗的网络视听环境。

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立意、价值导向、思想内涵、环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方可播出，坚决遏止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努力共同营造暑期健康清朗的网络视听环境。

受此影响，多档网综、选秀，前景危患；但正面意义是，让觊觎粉丝经济这一块大蛋糕的从业者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样的内容才值得粉丝为之买单？主办方除了节目制作，还应该起到监督和管理大环境的作用。

集资应援是粉丝经济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是由粉丝群体自发形成，所以合法性又很难被界定。

它也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兴事物，十年前，张杰的粉丝就曾经为其集资了一百余万元，帮助其解约。

而今年第一次的大规模集资风气则是由《偶像练习生》带起，决赛当晚，仅蔡徐坤粉丝的集资金额就超过200万。

到《创造101》更是变本加利，仅孟美岐与吴宣仪两人的粉丝公开集资就超过2000万，孟美岐个人的粉丝集资高达1200万。

（数据来源：第三方）

这些集资金额除了小部分用于自制周边和应援外，主力还是用于购买视频平台的定制会员卡。

《偶像练习生》是在决赛前十天开始设计定制卡投票的环节，但因为流程设计复杂，且附加诸多条件，所以吸金力大打折扣。

到《创造101》时，吸取经验的腾讯，在决赛一个月前就上线了定制卡，且放开规则，让钱成为了投票的唯一条件，买卡以后就可以直接获得121票。

正是这样的游戏规则激发了粉丝的付费意愿，也检验他们在付费层面的能力。

为了拉高101女孩赛程中的人气，粉丝们开始在线上集资买卡投票，据数据显示，最终决赛的22名选手里，就有9位选手的集资超过了百万元人民币，决赛当天的集资超过4000万人民币。

非法集资行为的问题在赛后不断呈现，大量的募集款项帐目不清，去向不明，某选手的“粉头”卷款“跑路喜提海景房”的传言更是甚嚣尘上。

记者采访到一位资深粉丝后得知，粉丝圈中“集资应援”现象早已成潜规则，但几乎每次活动结束都会出现账目不清的“财务纠纷”，搞的粉丝团内部乌烟瘴气。

这位粉丝坦诚地说：“试问，谁会抱着几十、几百万突然降临的财富不动心呢？稍有杂念携款潜逃的人，你都能理解他当时难以压抑的欲望吧。”

由于“集资”这件事本身，从法律层面来讲，就处于灰色地带，过程中稍有不慎便极易出现违法违规的现象，所以一定会存在监管和舆论上的风险。

根据“百度指数”显示可见，目前养成系偶像节目的主打市场为：25-45岁之间的女性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女性具有独立的财务支配能力，可以预见，养成系偶像以及其衍生品，在中国的商业潜质巨大。

这也是《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这样的养成系偶像选秀不惜成本精心制作的根本原因。

一个偶像通常不止一个粉丝团，而粉丝团为了引起偶像注意私下的竞争亦十分激烈，粉丝们会集资购买高价的礼物送给偶像，让其对自己留下深刻印象，据媒体报道，吴亦凡、鹿晗、宋茜都收到过粉丝们赠送的“奢侈品”。

粉丝团的管理者，也被称为“粉头”的人负责收集现金，统一购物，而这样的集资购物其实已经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旦“粉头”见利忘义，卷款潜逃的可能性自然很大。

（粉丝的盲目从众心理让“粉头”的欺诈行为更易得逞）

曾经，集资还只是“IDOL”圈的怪象，但随着流量经济的大爆发，也慢慢渗透进影视圈，很多流量演员也开始享受起粉丝集资应援的待遇。

以最近因《镇魂》爆红的朱一龙为例，因为要参加《快乐大本营》的录制，他的粉丝用个一晚上时间，为其筹集了58万元。

很多人会好奇，不过参加一个节目，要这笔钱来做什么用呢？不过就是为了给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买一些零食和小礼物，表达感谢，展示一下自家的人气，为艺人挣得一个好印象而已。所以问题来了，零食饮料小礼物用得了58万吗？

好在朱一龙的工作室还算清醒，意识到后援会的这种集资行为的风险性，所以随后便发布声明：“此次筹得的应援费用，将全部退还参与的粉丝”，并表达歉意，“对于工作室而言，是我们欠缺经验，面对突然而来的关注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在此，向朱一龙先生、向所有的粉丝以及后援会，表示深深、深深、深深的歉意。”

的确，在日常生活里谁也不会随便信任他人，为什么一旦成为粉丝后，理智就没有了？几百上千的人民币放心交给毫无任何信誉可言的陌生人？管钱的人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督？

因此，这种“盲目信任”的行为也是粉丝群体一直躲不开“脑残”的标签，给社会观感极差的原因之一。

家长、学校，包括社会大众对不理智追星的反感心理，加上集资应援的行为，追星文化的负面因素屡屡登上社会新闻，尤其从小圈层被暴露到大社会之下后，更容易激发民众的抵制情绪。

事实上，粉丝经济本身并没有错，作为拥有巨大潜能的产业，怎样的产品值得粉丝为之买单，如何规范和管理产品的周边环境，是当下的“选秀”主办者最需要深思的命题。

回到广电总局的最严限秀令，这并不是总局第一次对选秀类节目进行整改，当年针对超女快男，总局也曾颁布过禁令，禁止手机投票、电话投票和网络投票等场外投票方式，彻底杜绝了选秀节目短信圈钱的现象。

观察这一次的“限秀令”，并没有涉及到具体节目的停播，显然是给各视频平台留了余地。

相比以前，广电总局对互联网时代的视听娱乐产业的管理其实要更成熟和灵活了，既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肯定了取得的成绩，从态度上来讲仍是保护和支持的。

而对选秀节目的制作公司而言，这其实也是一个警示，以后不能再抱着侥幸心理冒险踩线，去急功近利的追求商业价值，而应在立足自身特点与优势的基础之上，融入主流价值观，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为观众奉献更为优质和创新的内容，这才是未来的可行之路。